义利分野见初心：从《论语》一句看古今君子风骨

作者：洪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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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春秋末期的鲁都曲阜，暮春时节的杏坛下，新栽的榆叶梅刚落尽最后一瓣粉花，青石地面还沾着晨露的湿气。孔子坐在漆痕斑驳的杏木案后，指尖轻轻摩挲着案上卷边的竹简，目光扫过阶下三十多位弟子——子路正攥着腰间的佩剑剑柄，神色急切似要发问；颜回则垂着眼睑，指尖在衣裾上轻轻打着节拍，似在琢磨前日的课业。 这时有弟子起身叩问：“先生，世人行事皆有其由，何以辨君子与小人之别？”孔子闻言，抬手拂去案上的一片落絮，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，如春风拂过麦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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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短短十字，恰似一把青铜利剑，劈开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价值坐标系。要论这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分量，先得听听后世学者的精辟解读。钱穆先生在《论语新解》里说得透彻：“君子于事，只问其当为不当为，不当为则虽有利而不为；小人于事，只问其有利无利，有利则虽不当为而为之。”这话点出了核心——义是心中的标尺，利是眼前的算盘。杨伯峻先生在《论语译注》里更直白，他说“喻”是“通晓、明白”，君子懂的是道义，小人懂的是利益，把两种人的价值底色说得明明白白。而李泽厚先生在《论语今读》里，又从哲学层面添了一层深意，他认为这不仅是道德判断，更是“人的存在价值”的区分——君子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意义，小人执着的是物质层面的得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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咱们先从历史里找段故事，看看这“君子喻于义”是如何落地的。南宋末年，元军铁蹄踏破江南，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。忽必烈知道他是天下读书人的表率，派了降元的宋恭帝去劝降，又许他宰相之位，说只要归顺，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。那天大都的监狱里，墙角结着厚厚的冰碴，寒风从铁窗缝里钻进来，刮得文天祥囚衣簌簌作响。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，想起当年在临安太学里诵读《论语》的日子，指尖在冰冷的墙壁上反复写着“义”字。宋恭帝站在他面前，声音带着哭腔劝他：“先生归降吧，免得再受苦楚。”文天祥却扶着墙壁慢慢站起，目光如炬：“我为大宋宰相，国亡当死，岂能因利而背义？”最终他在柴市口就义，刑前还朝着南方三拜，那袍角在寒风中扬起的弧度，恰是“君子喻于义”最生动的注脚——他懂的不是元廷给的高官厚禄，而是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道义担当。 再说说“小人喻于利”的例子，也不用找太远，清末的李鸿章办洋务时，就有这么一位候补道台。此人姓王，专靠钻营谋利。当时李鸿章要建江南制造局，王道台听说后，连夜托人给李府送了厚礼，又花重金买通了李鸿章的幕僚，想承包局里的建材采购。他算得精明：每吨钢材虚报三成价格，每块砖瓦多算两分银子，这一趟下来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可他忘了查验钢材的成色，结果运到工地的钢材一折就断，砖瓦一敲就碎。李鸿章得知后大怒，派人查账，发现王道台不仅虚报款项，还把劣质建材充数。庭审那天，王道台跪在地上，怀里揣着账本，一个劲地磕头求饶：“中堂大人开恩，我只是想多赚几两银子，绝无歹意啊！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“利”，却忘了办实业要讲“信”、守“义”，最终落得个抄家流放的下场。杨伯峻先生若见了这场景，怕是要叹一句：“小人之'喻于利’，终究是短视啊！” 到了近现代，这“义利之辨”更是融入了家国大义。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，上海永安公司的老板郭琳爽，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，始终不肯把工厂交给日本人。日军驻上海司令曾亲自上门，许他“东亚共荣圈”里的商业特权，还拿出一箱金条放在桌上，说只要他合作，这些都是他的。郭琳爽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望着远处被炮火染红的天空，手指紧紧攥着窗框，指节都泛了白。他想起父亲当年教他读《论语》时说的“君子喻于义”，转身对日军司令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，永安公司是中国的产业，宁可毁了，也绝不让给你们！”后来他偷偷把工厂里的机器拆运到后方，支援抗战，自己却留在上海，靠变卖私产维持生计。于丹教授曾在解读《论语》时说：“义不是空洞的口号，是危难时守住的底线。”郭琳爽守住的，正是这份民族大义的底线。 反观当下现实，也有不少“义利分野”的故事。前几年河南暴雨，有位开面馆的老板叫李记，他看到很多人被困，就把面馆的大门敞开，免费提供热汤面。有人劝他：“这时候涨价都来不及，你还免费，不亏吗？”李记正在煮面的手没停，蒸汽模糊了他的眼镜，他笑着说：“大家都难，我少赚点钱没关系，能让大家吃口热的，比啥都强。”他的面馆不大，灶台边堆着成袋的面粉，墙上还贴着“诚信经营”的纸条，那热气腾腾的面条里，装的正是“君子喻于义”的温暖。可也有商家趁灾涨价，一瓶矿泉水卖十块，一盒方便面卖五十，顾客质问时，他们还理直气壮：“市场经济，愿买愿卖！”这些人眼里只有“利”，却丢了做生意该有的“义”，最终被消费者唾弃，门店也冷冷清清。李泽厚先生说“义是人性的光辉”，这话不假——守住了义，就守住了人心。 其实这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从来不是要求人完全不沾“利”，而是要辨清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先后次序。就像钱穆先生说的，君子不是不爱利，而是“见利思义”，先问这利该不该得；小人却是“见利忘义”，为了利什么都肯做。无论是文天祥的舍生取义，还是郭琳爽的家国大义，亦或是李记的市井小义，都在告诉我们：义是立身处世的根，利是锦上添花的叶，根扎得深，叶才能长得茂。 如今再读这句《论语》，杏坛下的晨露仿佛还在眼前，孔子的声音还在耳边。这十字箴言，就像一面镜子，照见的不仅是古今人物的风骨，更是每个普通人心中的选择——是选眼前的利益，还是守心中的道义？答案，其实早就写在了两千多年前的杏坛之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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